随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于2022年10月公开发布《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此后，在国家大力发展工业经济的阶段，我国实行了一系列特殊的财政收入机制，以保证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稳定发展。此外，也应在宪法中明确央地财政配置的长远目标：合理配置国家资源，在维护中央权威、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健康增长的同时也统筹考虑各地区情况及发展需要，建立国家财政发展的约束性框架，这些都将为国家制定具体的财政政策提供依据。
此外，《共同纲领》第40条专门规定了国家的财政制度：建立国家预算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范围，厉行精简节约，逐步平衡财政收支，积累国家生产资金。目前我国拥有国省市县乡五级财政层级，拥有三十多个省级行政区划，以及特别行政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多样化地方样态，并且地区间发展程度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各地区诉求、行政能力的不同又带来了职权的不同样态，这些都是掣肘国家推行统一财政体制及进行财政分权的原因。[22]这些条款同前三部宪法中的一样，局限于中央及地方各国家机关职权，未见财政的基本宪法原则，[23]未能将我国央地财政分权政策宪法化。1950年3月3日，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将国家收入集中到中央，并且对全国范围内的物资、现金进行集中管理，统一调度。但同时也使特别行政区的财政体制游离于国家整体财政体制之外，切断了特别行政区与国家的财政联系，随着国家、内地的快速发展，此种状态是否为最佳选择犹未可知。
西方国家无论宪政体制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大多通过分税制的制度安排，以地方财政自治为基础和中央财政平衡做保障来确保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良性互动。至此我国摆脱了建国前数十年的财政体系统放循环，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相适配的纵向财政配置模式。在同样适用保护规范理论的欧盟法中，行政诉, 权虽然也取决于利益是否受法规范保护，但法规范与利益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请求权鲜少出现。
按照我国行政诉讼的制度设计，法院主要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本文尝试对我国行政法理论与实践有关请求权的认识进行反思，明确行政法中请求权的功能定位。在行政活动形式主导的行政法体系中，请求权经常被行政行为遮蔽。前已述及，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只有公权利受到侵害的主体才能享有诉权，并强调保护规范理论将法律规范保护的权益与请求权基础相结合。
[9]而将请求权作为阐明私人间法律关系的工具，也推动了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分野。[12]20世纪六十年代，鲁普（Rupp）率先对传统公权利理论发难，提出了在行政法中建构实体请求权体系的基本构想。
在规范结构上，一方主体的请求权通常与另一方主体的义务相对应。[73]此外，由于行政行为只是行政活动的一种行为方式，对于行政行为以外的其他类型行政活动，为明确和具体化相关行政法律关系，更有肯定请求权的必要。这种单一关系使纯粹诉讼法制度的合理性受到贬损。于此，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请求权审查属于一体两面，二者可相互替代。
然而，正如日本学者谷口安平所言，民事诉讼法单方从属于实体法只是对处于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二者关系的描述。[41]参见王天华，见前注[20]，第39—41页。其二，行政行为也可以成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标准。[15]Vgl. Andreas Funke, Falldenken im Verwaltungsrecht, 2020, S.10.[16]参见王贵松：论无瑕疵裁量请求权，《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5期，第123—127页。
[65]此后即便废除了列举制，为了扩张权利保护，德国行政法理论也经常创造新的概念，以便将其归入行政行为。应该在明确行政行为和请求权功能射程的前提下，确立请求权的独特价值，实现二者的功能互补。
[61]我国行政法中的确认诉讼是就行政行为的违法或无效的确认而言的，属于行为诉讼。我们可以在维系既有行政法体系的基础上，渐进引入请求权。
虽然在逻辑上可以区分实体法与诉讼法，但是在实定法中，立法者并不一定会对这两类事项清晰切割、单独调整，诉讼法和实体法经常相互交错。[35]Vgl. Friedhelm Hufen,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11. Aufl., 2019, §10 Rn.9, §24 Rn.3.[36]Vgl. Buchheim （Fn.31）, S.25, 100 ff.[37]（日）谷口安平，见前注[24]，第71—72页。[22]现代意义上的实体法是在摆脱诉讼和法院主导的条件下，将具体的诉讼或权利抽象为一般的生活规范才得以形成的。由于请求权主要在诉讼要件中发挥作用，并通过诉讼形成，所以这种请求权也被称作诉讼请求权（prozessualer Anspruch）。虽然温德沙伊德将诉权排除在民事实体法之外，但在他的请求权理论中，诉讼法从属于实体法，实体权利被视作第一位，权利的诉讼实现是第二位的（有权利，才有救济）。[42]但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根据诉讼或判决类型的不同，请求权的功能展开有所差异。[56]然而，承认请求权能作为诉权的基础，沟通行政实体法与诉讼法，并不意味着请求权对于诉权具有排他的决定性。
王天华：主观公权利的观念与保护规范理论的构造，《政法论坛》2020年第1期，第35页。[68]除撤销判决外，履行诉讼、给付判决、确认判决等也都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
其后，请求权才被引入到行政法中，成为行政法体系的结构性要素。借用亨克（Henke）的表述，民法用实体权利取代诉的历史既是制定法的历史，也是法官受制定法拘束的历史。
自布勒开始，德国有关公权利的讨论就已经从理论阐释转向诉讼实践，探求请求权的主要目的是确定行政诉权。[3]参见杨伟东：行政诉讼架构分析——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安排的反思，《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113—116页。[42]参见王锴，见前注[14]，第88—89页。[77]而法国的利益者诉讼和英国的诉权法体系实际上将规范实施问题推迟到诉讼阶段，并根据原告起诉时的利益状况判断诉权，这就使得实体法规范和诉讼实施机制之间存在冲突风险。
《行政诉讼法》的确规定了‘利害关系，但那不过是一个向行政实体法的‘超级链接。[4]法学的科学化和理论化、理性主义的拓展以及法典编纂加速了欧陆诉权法体系的崩溃，先于诉讼的实体法（权利）与规范主义观念渐次生成。
吴惟唐等诉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政府行政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5911号。这不仅能强化行政程序中私人的主体地位，也有利于诉讼过程中纠纷的彻底解决。
蒋成旭，见前注[16]，第1601—1617页。但是通过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同样能撤销行政行为，保护受损权利。
[54]也有法官直言：行政诉权来源于行政基础性请求权，来源于法定权利和正当利益的请求权。在行政法中，请求权对于实体法与诉讼法的沟通功能主要表现为，运用请求权判断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56]参见徐以祥，见前注[17]，第29页。[7]请求权理论奠定了德国民事实体法的基本框架，受温德沙伊德影响的《德国民法典》形成了以请求权为核心的规范体系。
有学者将给付判决的适用要件设定为基础法律关系成立，给付义务存在以及行政机关拒绝或拖延履行义务。现如今，尽管行政行为作为开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排他性地位早已动摇，但只要被定性为行政行为，行政活动就可成为诉讼对象，所以行政行为仍具有咬合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功能。
[44]Vgl. Steffen Detterbeck, Streitgegenstand und Entscheidungswirkungen im ?ffentlichen Recht, 1995, S.26 f.也可参见徐以祥，见前注[17]，第34、38页。在此过程中，不仅要注意请求权概念自身的问题，[90]也须考虑请求权与既有行政法体系的适配性。
行政诉讼法从属于实体法主要表现为请求权和诉权之间的关系。法只有提供具体的行为规则，相关主体才可明确安排自身行为。
